北条美里中文在线（北条美里）
[44] 参见何海波：《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上述的讨论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确立了胚胎的形上与道德定位，建立位格人与生物人的同一性，即人类胚胎（甚至是最初的精卵细胞）都是位格，在道德上具有尊严。学者的见解则更为激进，比如宪法学者李震山就认为，这里的生命权应指值得作为基本权保护的生命，而非限于具人的要素（Personales Element）或个人为主。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最终是要以一种合宜的尊严和自主性理论，在承认人类胚胎（包括精卵细胞）位格人地位的基础上辩护一种有限度的基因编辑的正当性，并期望能为最终的伦理和法律规制措施建立合理而有效的理论基础。菲尼斯认为，胚胎（包括受精卵在内）就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人的生命开始了，是一个独立、鲜活的个人和主体，而不是物。孙效智总结认为，自由派学者的位格概念的特征基本是理性、自我意识与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等。韩大元对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非常忧虑，认为这些技术的应用可能使人丧失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又会导致人的宪法地位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已经赋予人类胚胎以有限的位格地位，并以人性尊严为理论根据。
总体上，关于自主性的改造涉及以下方面：一是使其范围扩展到作为位格的人类胚胎，而不以现实的理性能力为前提。但是在理论上，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必然违背人性尊严吗?这个问题并非可以简单回答的。就此而言，监管科技不仅是增进效率的工具，更是导致监管范式转变的关键性变革。
在大数据模式下，大型平台企业日益集聚全社会的各类信息，不仅包括各类经济活动信息，也包括个人隐私信息，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平台企业可以及时准确、全面系统地掌握其他几乎所有企业、个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以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0] 在中国本土语境下，与金融科技含义相仿的术语是互联网金融。[42]参见邢会强：证券期货市场高频交易的法律监管框架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第156页。2013年8月16日，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在进行股指期货套利交易时，所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出错，在11时5分8秒之后的2秒内瞬间生成26082笔市价委托订单，以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180ETF成份股，导致A股骤然拉升。
[30]例如，我国监管部门虽然对比特币和首次代币发行(ICO)持否定态度，并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取缔代币发行融资行为、关闭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但对区块链技术本身则持开放态度。同时，对地方金融监管局主要强调的是责任，并未充分赋予相应的监管权力。
[55]金融科技的应用则使得这种动态性、多变性和适应性更加突显。蔚赵春、徐建刚：监管科技Regtech的理论框架及发展应对，《上海金融》2017年第10期，第65页。2010年《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在允许非金融机构经许可成为支付机构并提供网络支付服务的同时，禁止其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货币资金转移，即资金清算业务。在此情形下，最了解或者应当最了解相关信息的是P2P平台，借贷双方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平台来发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功用。
即便是难以设立或有效维持营业网点的偏远地区，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提供或拓展服务。惟其如此，金融科技创新所造成的金融风险泛化，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系统的应对。事实上这种做法在金融监管领域已有先例。传统上，金融交易乃至一切交易的前提是信任，只有基于信任才能进行交易、签订合约。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在传统信贷业务中，银行有能力对借款人的资质和信用进行详细审核，掌握相关信息。
适应性监管本质上带有监管试验主义(regulatory experimentalism)的色彩，据此监管者不仅可以对市场规则的内容进行创新，还可以对其监管策略进行创新，即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调整决策进程，在信息更加充分的基础上迅速而又渐进地作出决策，使之适应微观结构变动不居的金融市场。用通俗的话说，区块链技术就是一种全员参与记账的方式。
若因内部风控机制和交易熔断机制缺位而导致错误延宕，后果则将更为严重。[83]金融市场变动不居，金融科技日新月异，金融监管惟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做到交互促进、相辅相成。自2017年以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监管要遵循包容审慎原则，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重申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这实质上是创建了监管者与监管对象的非现场联合办公机制。3.厘清央地监管权限 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在金融监管中缺乏实质性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金融科技创新与规范发展。功能监管的基本理念是，相似的功能应当受到相似的监管，而不论这种功能由何种性质的机构行使。
事实上，金融创新本就是自贸试验区的题中应有之义及核心功能之一，海外研究者也将上海自贸试验区与英国的创新中心相提并论，作为监管创新和适应性监管的典范。在很大程度上，监管的自动化能够将监管者从日常监管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更为重要的监管政策问题。
[4]基于金融科技所承担的主要经济功能，FSB进而将金融科技活动划分为五类，即支付、清算和结算，存款、贷款和筹资，保险，投资管理，以及市场支持。广义说则以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阿纳(DouglasArner)为代表，认为监管科技并非只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分支，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包含三个有别而又互补的层面：金融机构日益运用技术来满足监管要求。
[21]目前国内对监管科技的研究和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自成一体的清晰界定尚待形成。互联网金融 当今时代，金融科技方兴未艾。
[48]See Arneretal., supra note [21], pp.400-401. [49]参见李广乾、陶涛：电子商务平台生态化与平台治理政策，《管理世界》2018年第6期，第107页。[63]在金融科技语境下，监管套利主要表现为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业务模式创新，加之监管者出于种种考虑而采取的宽松立场，导致金融与非金融之间的界限出现模糊，创新企业提供的本质上属于金融的服务并未作为金融业务受到相应监管，从而使其相比其他服务提供者(如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根据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互金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71]循此逻辑，对于当下众多金融科技公司而言，若其本身并不涉足金融业务，只是为持牌金融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则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金融科技，无需受到金融监管。
循此定义，FCA将监管科技大致归为四类：①提高信息共享效率的技术，包括替代报告方法、共享设施、云计算和在线平台。[41]参见周仲飞、李敬伟：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5—6页。
上海市《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沪府发〔2014〕47号)的定义则更为具体明确：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及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信息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结算等金融相关服务的金融业态，是现有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巨头涉足金融领域的最大优势，不在于资金或渠道，而在于其掌握的用户数据。
[62]See Brummer, supra note [58], p.1048. [63]就金融监管而言，监管套利的一个经典场景是，提供相同产品的不同金融机构因受到不同监管者的监管，造成规则、标准和执法实践上的不一致，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尝试改变其类属，将自己置于监管标准最宽松或者监管手段最平和的监管者管辖之下。在金融科技全面嵌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下，无论是技术原因造成信息泄露，还是管理问题导致信息滥用，都将给用户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害，乃至动摇市场交易秩序和社会信任基础。
但鉴于金融市场的变动不居和适应性特质，以及监管机构的资源约束，对监管者的这种期待却是完全不现实的。但监管压力这个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金融科技何以恰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蓬勃兴起。[27]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相结合而催生的移动支付，更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张名片。惟其如此，金融科技才有可能对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形成补充乃至部分替代。
[72]参见丁文豪：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密集挂牌，载《期货日报》2018年11月30日，第8版。这在给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提供必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易于导致相关市场缺乏有效竞争，使得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提升服务水平、满足客户需求方面动力不足。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中心化体系中，智能合约的价值甚微，因为保存在中心化系统中的合约可以被系统所有者随时修改乃至删除。第3款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不同产品投资策略研发对应的人工智能算法或者程序化交易，避免算法同质化加剧投资行为的顺周期性，并针对由此可能引发的市场波动风险制定应对预案。
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概念系美国学者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大致是指以次要市场或潜在用户为目标群体，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相比主流市场更加简单、便利和廉价，具有低端性和初期回报不确定性等特点，因而易于被主流企业所忽视的创新活动。[37]参见许多奇，见前注[22]，第5—6页。
